论中西医学的差异

张登本

中西医学差异问题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话题，经常见诸于报端杂志，其研究虽然不是我们研究的强项，但是鉴于我们在几十年对中医基础理论和《内经》、《难经》及《中医诊断学》的教学、文献整理及断断续续的临床实践过程中，在我们主编、参编国家统编教材以及我们自编教材、教参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教学活动中，我们要每天面对既有现代科学知识、又要学习西医知识、还要学习中医学知识的学生们的不断设问，我们不得不面对中西医学差异这样一个既深刻而又严肃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对这一课题引起关注并予以浅尝辄止的背景。

（一）解剖学知识在构建中西医理论中作用及其意义的差异

解剖学是为了揭示生命本质所采用的最普遍、最基本的研究手段。无论是中医学还是西医学，在其理论体系构建过程中都未能离开这一重要手段。《内经》运用解剖学知识构建其医学理论是不争的事实。古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社会活动及医疗实践中，通过对动物的宰杀剖解、庆典祭祀、战争中的杀戮、囚徒的行刑等实践活动，对人体的大体结构、内脏的部位及大体形态结构、脏器间的解剖关系等等，有了初步的认识。具体言之，“《内经》运用解剖学知识认识了五体”及其解剖关系和功能、“运用解剖学知识认识了人体的体表官窍”及其功能、“运用解剖学知识建立了三焦理论”、“运用解剖学方法认识了内脏解剖关系、所在躯体的确切部位以及主要功能”。可见，《内经》所奠定的中医理论中有关“人的形体结构、内脏部位、内脏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内脏部分功能等，多是以解剖学知识为基础揭示的。如果《内经》没有对人身的大体解剖观察，如果在对人体大体结构毫无所知的情况下，要形成以医学知识体系为主体的中医学知识体系，那简直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1]。

解剖学在西医学知识体系建立中的地位是人所共知，勿容多言的。虽然中西医知识体系的建立都有解剖学知识的参与，但两者却有着很大的差异。

西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是以解剖学为基础的，在“形态决定功能”观念的指导下，西医学所有相关的知识，无不以解剖学为基础，并贯穿于该知识体系的各个层面的始终，如果解剖学知识发生了动摇，西医学知识体系这座大厦就会崩解。正因为如此，人们将西医学称为“形态医学”。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解剖学知识仅仅是其形成和发生的条件（或因素）之一，一旦该理论体系的构建完成以后，其解剖学知识的成分和作用就退居于十分次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中医理论中所论的五脏、六腑、奇恒之腑等，就不单纯是解剖学的概念，更重要的是概括了人体某一系统（或多个系统）的生理和病理的综合概念，藏象学说的某一脏腑功能，可能包括西医学里多个器官的功能；而西医学里的一个脏器功能，则可能分散于藏象学说某几个脏腑的功能之中^[2]。正因为如此，人们将中医学称之为“状态（即‘象’）医学”。

（二）哲学知识在中西医理论构建中作用及意义的差异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人们对各种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进行归纳概括发展而成的，关于物质世界最一般规律的理性认识；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及其发展最一般规律的知识体系。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中的中医学还是西医学，其理论的构建过程都必然地要在一定的哲学思想支配下完成。

就西医学理论的构建而言，哲学仅仅作为指导思想，指引着医学科学家沿着正确的轨道，完成其科学研究，构建其相关理论。哲学的概念及原理决不直接参与西医学理论的构建，更不会将相关的哲学概念及其理论作为医学理论的组成部分。

中医学理论的构建则不然，不但将中国古代的精气?阴阳?五行等哲学知识作为理论构建的指导思想，而且直接参与该理论的形成，将这些哲学中的概念、原理、思维方法用于解释各种生命现象，直接将这些哲学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移植于所构建的医学理论之中，渗透于中医学的所有领域和各个知识层面，与相关的中医学知识融合为一体，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3]。正因为如此，就使得中医理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不像西医学中概念那样，其内涵具有单一性（所有自然科学的概念特征），而表现出了多重性特征。例如中医理论中十分重要的气、阴阳、五行、神，甚至五脏中的心、肝等都是如此。以“气”概念为例，其具有四重特性：一是指人们常识中的“气”概念，指极细小的物质微粒。如吸入的自然界的清气等。二是指哲学概念中的“气”，此“气”是指构成宇宙万物的物质本原，相当于现代哲学中的“物质”。三是自然科学中的中医学特有概念，认为“气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具有很强活力的精微物质”^[4]。这一气概念内涵的表述，仍未脱离“物质”这一哲学特征的烙印。古人已经发现仅用这一“气”（《灵枢?决气》）无法表达诸多医学知识，于是又派生出了如营气、卫气等。四是指人们可感知的状态及其效应，如药物的“四气”、诊法中的“神气”、“气色”等。像这样概念有多重特征的情况在中医学理论中随处可见，而在西医学理论中则绝对没有。

（三）思维方法在中西医理论构建中作用及其意义的差异

无论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中的任何一门分支学科，思维方法（式）决定着该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结构及发展走向，中西医两个医学学科的理论构建、理论体系的结构和发展，也必然要遵循这一规律。

就西医学理论而言，由于其理论的发生是以解剖学知识为基石和理论发生的起点，因而以“形态决定功能”为基本思维方式，搭建起了表述严谨的医学知识体系。而中医学在其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运用了中华民族传统的系统思维，在“有诸内必形诸外”，“欲知其内者，当以观乎其外”的“司外揣内”、“以象测脏”，以及“取象类比”等思维方式之下，形成了以精气?阴阳?五行等哲学理论为指导思想，以藏象经络理论为基础，以辨证论治、整体观念为特点的知识体系。如果说西医学运用的是严密的“线性”逻辑思维，那么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则是一种纵横交错的、立体的（非线性）传统系统思维。正因如此，西医学相关概念的发生属于完全的彻底的抽象，而中医学的概念和相关理论的发生则是不完全、不彻底的抽象，因而中医学的概念内涵和外延界限常常具有模糊不清、缺乏精确性的特征。例如“精”和“气”概念的抽象，二者都概括为构成人的形体，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最基本物质。显然在概念的定义上就无法对“精”和“气”进行区分，但精和气在生成、分类的论述，以及临床辨证应用时，二者又有区别。可是就“精”而言，临床应用中“肾精亏虚证”的“精”又包涵有先后天之精的两层内涵，而“精淤证”则仅仅指生殖之精，这就使得“精”的概念内涵的界定在应用中不断地转换，其概念内涵界定模糊。至于风、寒、暑、湿、燥、火六淫邪气概念更是如此。而西医学的概念抽象是彻底的、具体的、内涵明晰的。

（四）中西医学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差异

中医学和西医学是发生于截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个医学体系，因而两者在进行医学研究过程中，不但思维方法不同，而且所采用的研究手段也有很大的差异。

西医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也有流行病学调查（即临床调查），但更多的是采用实验室研究的方法，在动物身上模拟人体的生理、病理，进行微观研究，然后将实验模拟研究的结果在人体予以重现。实验室研究的最大优势是条件可以控制，方法及模型可以复制和重现，实验方法和结论可以重复，实验结果可以做到精确量化。但是实验室的任何一个生理或病理动物模型与临床实际病人之间毕竟有相当大的差距，即或可以重复千遍，毕竟是动物模型而不是人体。例如2005年医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澳大利亚科学家巴里?马歇尔，其在10多年前提出胃炎、胃溃疡的病因不是传统上所认识的病因，而是由幽门螺杆菌所致，于是以小鼠和猪作为实验模型均未成功，而且将培养的幽门螺杆菌给猪灌胃以后，猪不但未引起胃炎、胃溃疡，反而食欲亢进，增肥很快，最后只好以他自己作为实验模型，不但胃溃疡造模成功，而且找出了用阿莫西林作为有效药物的成功治疗措施。由于临床病人具有不同的年龄、体质、性别、精神状态、生活习惯及其所受气候条件、地域环境的影响不同，所以就如同“天下找不出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任何一个病种也同样找不出两个各种病理反应、病理表现都完全相同的病人。中医学正是基于这一种现象和思维方法，才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辨证论治观点，形成了以临床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而不是实验室方法，且通过临床实践的验证，不断地校正相关的理论和认识思路。这就是为何从1958年开始阴虚证、阳虚证的研究至今，仍然没有建立一种被中西医界都认可的证候模型，更没有从微观上得到公认的、作为某证诊断辨证的“金指标”的原因。

（五）中西医理论在开放性和封闭性方面的差异

中西医学分别表现出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和封闭性特征。但两者的开放性和封闭性特征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就西医理论的开放性特征而言，一方面使其理论的发生以解剖学为基石并贯穿其各个层面的始终，人体内脏及细微的结构都是完全裸露的、可以直视的；另一方面，在其理论的发展完善过程中，不断地吸纳其他自然科学的成就，并能以最快的速度将其他学科研究的成果接纳并融入自己的知识体系之中，如x光、核磁共振、化学、机械工程学等。但西医也有封闭性一面，如对中医学的相关知识的吸纳接受就是如此。

就中医学而言，由于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刻，因此自《内经》、《难经》所奠定的中医理论构建以后，中医理论体系就处于相对封闭状态。所谓中医理论的封闭性特征也应从两方面看待；一是其理论尽管也是以古代解剖学知识为发生的基本条件之一，但在理论架构基本完成后，解剖学方法在中医理论的发展、研究中就显得苍白无力，然后以临床实践中对人体生理、病理、治疗效应的观察，以精气?阴阳?五行哲学观念为指导思想，充分利用中国人最擅长的思辨能力，解释生命现象。二是鉴于中医理论的上述特征，所以现代科学知识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成就，很难渗入中医理论体系之中。这里既有学科自身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因素。中医学的封闭性特征也是相对的，如在其理论构建过程中对天文学、气象学、物候学、哲学等知识的吸纳就体现出其理论的开放性，但遗撼的是开放的幅度较小，进程很慢。今后如何开放，这需要认真对待。

（六）中西医学理论评价体系的差异

中西医学鉴于以上诸多的差异，因而两者的评价体系也应当是绝对不相同的。西医学评价人体的生理病理、临床疗效、科研设计、科研成果时，是以形态（组织切片）、物质结构（器官的、细胞的、分子的、基因的），以及相关的理论作为评价的指标体系。而中医学评价人体的生理、病理、临床疗效，则是以临床实践为基础，是以病人的反应状态（即“象”）为评价的指标体系。这是中医几千年来经历亿万人次的、反复的切身体验所获得的最为珍贵的智慧结晶。但是近几十年来，尤其是近20多年以来，中医学科研课题的立项、课题结题的评审，成果的鉴定及评奖，完全是用西医学的评价体系进行评议。这就必然导致了以下结果：一是中医的科研项目极少竞争到国家级的大项目；二是中医科研很难获得高额资金的资助；三是在国家级三大奖项中绝少见到中医学的面孔。这里不但有一个认识问题，也有政策导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决策人物忽视了中西医学是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发生的两个医学知识体系。因此，决不能用西医学知识的评价体系来评价中医学，这就如同用美国的人权标准来评价中国人的人权一样糊涂。